我出生于佛冈县水头镇的一个山村。从少年时代离开家乡，至今已有50多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

　　不久前，谢永宽等几位曾在佛冈搞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约我回家乡看看新建的烈士纪念碑，我很高兴，并应约同行了。

　　我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的成员。其中唐健、陈恩和温盛湘，还是当时“抗先”的领导者。我们一路回忆抗战初期的活动情况，都很怀念过去那种高昂的政治热情，赞赏同志们那种真诚、深厚的阶级友爱。

　　水头革命烈士纪念碑，建在圩镇背后的一座小圆山上，山虽不高，但能看到全镇所属的各个村落。我们一行有10多人，慢步爬上小山顶，站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虔诚地敬上了花圈并分散观看了碑文。

　　此碑镌刻的烈士英名有不少。其中有些烈士我很熟悉，有些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人，也有一些是完全不认识的，碑上有名字的英烈都已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在那么多的烈士英名中，跟我关系最为密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且又最为难忘的是邹华衍(邹北珍)、廖鉴铭(廖犀铭)和廖诗标3位烈士，现分述一下当时他们3人给我的印象。

　　邹华衍同志是水头王田村人。自小跟着靠打零工度日的母亲在广州生活，曾在广州勷勤大学师范附中读书。他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前后参加共产党的。当时，他曾被反动警察逮捕坐牢。出狱后，组织派他回到家乡联系青年群众。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小学教师和中学生，组织“闹钟剧社”，演出进步剧目，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与此同时，他还吸收廖鉴铭等几位同志参党，实行单线联系。广州沦陷后，他随同“抗先”队伍回到家乡。这时候，佛冈水头地区已有一批党员，并于1939年4月成立中共佛冈区委会。同年9月成立中共佛冈县委员会，邹华衍任县委书记。

　　邹华衍同志是一个忘我工作，且又好学的人。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后还要躺在床上看书。他家里很穷，经常没有米下锅。尽管这样，可来往的人仍然乐于在他家吃粥或吃杂粮番薯芋头等。1939年1月，战时工作队在他家举办党员学习班。我和廖鉴铭等八九个人参加了学习，当时在他家里吃得很差，学习的同志也较难受。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便主动跑10多里路回家去带点米饼或番薯干等可吃的东西给同志们填肚子。

　　他坐过牢，他曾对我说过坐牢期间的斗争情况。看起来，他为革命牺牲的决心早就定下了。

　　1940年秋，我由组织调往韶关。此后，他也因为不宜再留在佛冈县境活动而转移到三水县去工作。1941年夏间，我在韶关见到邹华衍的母亲，才知道邹华衍已被关押在民权路的监狱里。我当即一方面想办法通知组织设法营救，另一方面又安慰他的母亲，并掏钱买了一包烧肉跟他母亲一起去探监送饭。

　　在监狱里，我见邹华衍身体十分消瘦，面孔和嘴唇都很苍白，但精神还好。他挣扎着站到监狱里的木栓空隙处，提高嗓门对我说：“我不怕，我没事的。他们说我是共产党，笑话，我有大张国民党的党证哪会是共产党呢？……”他的话，我懂得，也相信他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和出卖组织的。

　　自那次见面之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下落消息了。大约过了两年，我才听说他在芙蓉山的监狱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秘密地杀害了。

　　廖鉴铭同志是水头白麻园村人。他个子很高，不胖不瘦，走起路来刚健有力，可称得上英姿勃勃。他是当时“闹钟剧社”的社长，又是佛冈战时工作队的队长，早期曾任中共佛冈县委宣传委员。他在待人和处事等方面很有分寸，在工作上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坚持原则，是我们学习的楷模。1938年冬，我跟他在同一个支部，他任支部书记，经常鼓励我在工作上要克服困难，大胆去干。

　　一次，我跟他同台演出《死里求生》的话剧。我扮演一个游击队员，他扮演一个日军特务对我审问，剧情需要他用枪来对我进行威逼，可他出场时没带道具枪。后台的人见了急急忙忙地送来一支左轮枪作道具枪。他接枪后不放心，随手对着戏棚下无人之处扳动枪机检验是否有子弹，怎知一扣，枪机“砰”的一声打响了，幸亏没有伤到人。演出结束后，大家围绕刚才枪响的事故议论着，并埋怨廖鉴铭过于大意，但我觉得他很有安全意识。他为了验证是否有子弹在膛而向着无人之处扣动枪机，如不这样做，可就要出大事故了。

　　1940年秋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廖鉴铭同志了，听说组织派他到沦陷区去执行任务时，被日本鬼子抓了。在严刑审问、灌水、拷打下，他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放出后不久就牺牲了。

　　廖诗标同志在校时，是我初中高班的同学。我俩在校曾同住一间小房子，也曾在同一支部过组织生活。他不苟言笑，执行党的任务严肃认真。1945年的夏秋之间，我带领一支武装队伍插进水头地区，露宿在他家附近的深山大岭。当我派人找到他时，他便热情地为我们备好饭菜，并指挥地下党同志送给我们饱餐一顿。夜幕降临，他还亲自上山见我，共同研讨部队的活动方案，设法帮助我们掩护一些伤病员。当时，我们的部队巡回于水头的新村、冚尾、潭洞，三八的诚迳等地活动，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开展活动都跟廖诗标同志保持联系。当然，我跟廖诗标直接见面是不多的，但也不断地通过地下交通站来互通情报。当我带着部队将要离开水头地区的那天晚上，他和陈镜文、廖诗淦等几位同志前来送行。我们依依惜别，站在闸头岭上的密林深处热烈地拥抱，可真想不到那次的握别，竟成了我和廖诗标同志的最终永别。

　　原来廖诗标同志在我带队离开水头之后，他的处境就开始不妙。一天，他到离家约50里外的半游击区去联系工作，途中遭遇反动军队的搜查而被捕，之后被押解到佛冈县府受审坐牢。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达成协议，蒋介石政府答应释放各地的“政治犯”。佛冈县府也只好遵照上级精神释放正在坐牢的人，可狼心狗肺的家伙，在释放廖诗标等人之前，专门送来拌有水泥的稀饭让廖诗标吃，以致使他患上肠梗阻，离开监狱后不久就去世了。

　　缅怀烈士，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幸喜烈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人民终于翻身做了主人。

　　“天翻地覆慨而慷”。烈士们的无私无畏，为国捐躯，永远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永远值得后人讴歌与颂扬!

　　今天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险阻，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安息吧，革命烈士!

　　(本文作者又名郑日恒，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佛冈中学党支部书记、东纵江北支队独立第一大队中队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省分会党组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