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田村位于佛冈县水头圩西北面约两公里。全村三面环山，南临吉河，与瓦窑口村隔河相望，一条古老的基围一一王田坣，成为该村的屏障。

　　自民国以来，为防范匪盗劫掠和外姓欺凌，村中邹姓人家(该村居住邹、禤两姓，以邹姓为多)，便动用祖先公尝，加上村民捐款，陆续购置了一批枪支弹药。另外，一些有钱人家也购买了一些枪械，作为私人防身自卫武器。到了抗战前夕，全村共有公私枪械一百余支(其中包括重机枪一挺、冲锋枪一支、古炮三门)，这就为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成立抗日自卫武装提供了有利条件。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原王田村在外读书的知识青年、中共地下党员邹华衍(又名邹北珍)，回到家乡积极联络、组织学校学生和农村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提出“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一致抗日，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等抗日口号。在邹华衍的组织发动下，王田村广大青壮年农民利用村中枪械，建立王田村抗日自卫中队，由邹禄任中队长。另外，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程祺(广西人)也到王田地区担任抗日军民合作站站长，利用联络地方、协助培训地方壮丁之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王田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启发教育下，在全国抗日的浪潮中，做好了必要的军事训练，下定决心，一旦日寇来犯，便坚决抗击，誓死保卫家乡。

　　民国28年(1939年)农历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日本鬼子正从英德长坑和独王山两方向水头圩开来，准备到王田驻扎”的消息突然传到王田村。顷时，整个王田村沸反盈天，人们匆忙准备应对事变。一方面迅速组织老弱妇孺向村后深山疏散转移;另一方面，村中抗日自卫中队全体队员立即集中，做好应急准备。

　　开始，以为日本侵略军只有四五十人，抗日自卫中队的队员们集中以后，大家迎击敌人的情绪非常高涨，纷纷要求严惩日寇，他们有枪拿枪，无枪者则手执长矛、大刀、铁戟，踊跃请战。抗日自卫中队的组织者程祺、梁信(抗日军民合作站工作人员，大家称他为梁主任)和邹禄见群情激昂，便决定立即布防，准备迎击敌人。

　　首先，由梁信、邹禄率领部分自卫队员在下环山至营盘咀(均是地名)一带的密林下，将三门土炮架好，安上火药、铁砂、铁链、秤砣，并部署好重机枪(又叫“水龙”，一种重武器)。然后分头埋伏，严密监视从龙颈桥至水头圩一带地段;其余人员则分散埋伏于王田坐基围内，监视着从水头圩到莲瑶村一带水陆地域。这样，便形成了一条守护王田村的保卫线。

　　王田村自卫队布防就绪不久，果然在营盘咀远远望见一队四五十人的日本侵略军，由一名手执东洋刀的军官带领，朝着龙颈桥方向走来。早已埋伏在营盘咀的自卫队员，其中有几名杀敌心切，一见日军，便想立即开枪，好在邹禄等人见状立刻制止，并叫大家沉住气，不要打草惊蛇，待敌人进入火力圈，在有效射程之内时再开火。

　　敌人越来越近了，那个手执东洋刀的敌军官走在前边，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地朝着龙颈桥走来。自卫队员们屏住气，两眼盯住敌人，只见前头的几个敌兵正在过龙颈桥，就在后面的敌人也都上桥的时候，自卫队的重机枪突然打响了，一排弹头打到龙颈桥上。顿时，前头的那名军官和两名敌兵，即时应声倒毙，紧接着自卫队员的长枪、短枪和土炮齐发，当即烟雾弥漫，火红的铁砂、秤砣、铁链伴随着各款枪弹一齐射向龙颈桥上的日军。与此同时，在王田坣内也发现前方有敌人，早已埋伏好的抗日自卫队员立即开火，并于王田夹河口处毙敌两名。

　　日本侵略军突然遭到猛烈的袭击，纷纷仓皇后退。抗日自卫队员群情激奋，准备乘胜出击，追歼退敌。正在这时，突然看见水头圩背后的茶园山上密密麻麻布满日军，仔细一看足有数百之众。这时，大家才知“探马”报信失误，原来日军不是四五十人的小部队，而是一支数百人的大部队。然而面对强敌，王田村自卫队员并无胆怯，反而精神抖擞，勇气倍增，虽明知射程不及，但仍然朝着敌军勇猛射击，并继续放射土炮，连轰敌阵。日军见状，虽已占领制高点却不敢再前进半步，只是远远还枪扫射，开炮壮胆。最后，日寇只得放弃进驻王田村的计划，绕道瓦窑口村往南败退。

　　王田人民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抗日信心，显示了佛冈县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英雄气概，在佛冈人民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由原王田村抗日自卫中队队员邹西容、邹君华、邹景生口述，整理者曾任佛冈县政协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