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粤北抗日根据地的清远潖江（现多属佛冈县）建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潖江支队。1938年10月，日寇进犯华南，国民党军不战而退，弃城而逃，敌人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进侵占了广州及其外围广大的城镇乡村。正当日寇企图由从化向粤北进犯，刚踏进潖江边境的时候，却遭遇潖江民众武装的抵抗。潖江民众武装队伍用土枪土炮、七九步枪打退了敌人的进犯，英勇抗日，威名远播，潖江成了粤北抗日前线的屏障。

　　1938年，我在广州市一中参加抗先队。广州沦陷后，随抗先总队沿广三铁路步行撤退至四会县城，编为战时工作队一二五队，到广宁农村工作。潖江是我的家乡，当时正处于抗日前线，我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回到潖江，到抗日前线去。1939年正月，我从广宁回到潖江汤塘，同上四九地区的黄劲秋、黄信明等同志取得联系，当时已建立青年战时服务团的青年组织。这时驻广州八路军办事处秘书徐青转到潖江工作，经过研究，决定开展全潖江的抗日青年运动。记得3一4月，梁威林代表上级党组织来汤塘接上我和徐青的组织关系，建立中共潖江特别支部，由徐青任书记，当时驻汤塘的是国民党军一五七师，该师原驻潮汕时，我党领导下的岭东青年抗敌同志会动员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该师政工队。驻汤塘后，该师政工队的饶东、郑瑞祺、刘逸民、容以欣等同志和我们建立了工作关系，并密切合作。我们利用在家乡的社会地位，争取当时拥护抗日的乡长、自卫团大队长的支持。清远潖江区长朱履吉(朱琪)早年留学法国时是周恩来同志的同学，大革命时期做过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转参加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高潮中，他表现开明，有一定的抗日积极性。我们以抗先队名义找他进行统战活动，他对我们的抗日青年运动表示支持，还派了在区署的弟弟协助我们工作。我们又利用一五七师政工队的活动，一起做抗日青年运动的联络发动工作。这样，从上四九、汤塘到龙山、民安、龙潭、鳌头(现属从化市)等十多个乡都建立了抗先的队伍组织。4一5月间，在汤塘成立了直属抗先总队部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潖江支队(简称潖江抗先支队)，推选黄劲秋任支队长，我和李波任副支队长。参加抗先组织的有三四百人，主要是青年学生、小学教师，组织比较坚固的是汤塘、上四九的抗先队组织。梁威林来潖江时，曾在汤塘小学召集抗先队员，上了一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课，提高了大家对抗战的认识。

　　我们向上级要求派干部来加强潖江共产党和抗日青年运动的工作。由于潖江过去有过联乡合乡的大械斗，村族民间有不少枪械，加上国民党败兵过境时又遗留不少枪械弹药。如果把民间的武装收集起来，七九步枪、驳壳枪、机关枪可以装备一个师的军队。因此，潖江是中共北江特委作为武装的重点地区。抗先总队部十分重视，派了抗先总队委员王磊和梁尚立、梁庄仪、王强等同志来潖江工作，后又调来军事干部陈赞。此时，徐青调往南雄工作，由王磊接任党的领导，建立潖江从化区委，王磊任书记，王强任宣传委员，梁尚立任组织委员，我任青年委员，梁庄仪任妇女委员，陈赞任军事委员。抗先总队派来的同志都是以抗日救亡工作的公开身份出现的。梁庄仪、梁尚立两姐弟是民族资本家梁培基的子女，王强又是留日学生。他们满腔热情，为国为民，赢得群众和上层人士的好评，扩大了抗先队的政治影响。

　　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争取抗日的民众武装。外来的武装干部陈赞深入汤塘乡抗日自卫团的常备中队，驻扎在汤塘的当铺，与民众同食同住，负责军事训练工作。梁庄仪是上海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毕业的，负责教民众唱抗日歌曲。

　　我们还在汤塘办起了宣传抗战的书店一潖江文化供应站，发售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党的报刊《群众》《解放》以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报纸。

　　在暑假期间，我们以抗先队的名义在上四九中心小学办了两期抗日青年运动培训班(简称青训班)，共有40多人参加，学习抗战形势、群众运动等。知名的开明人士黄开山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讲师(黄开山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党汕头市市长、清远县县长、省府秘书长等职)。他对青年的热情教导很受欢迎。党组织同时在青训班内培养和发展党员。

　　正当潖江抗日青年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由于抗先队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触动了清远县的国民党统治阶层，他们害怕潖江进步力量的发展。国民党书记长朱其卓亲自跑到潖江来，以视察为名，在龙山酒家设宴，召见抗先支队委员，妄图用政治诱降手段，提出取消抗先组织，把潖江青年运动纳入国民党轨道，另起炉灶建立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当时我们坚持抗日民主立场，高举抗先旗帜，同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朱其卓达不到目的，宴会不欢而散。

　　是年冬，我以潖江青年代表身份去韶关，参加抗先总队全省青年第二次代表会议。会后，适值1939年末，日军发动第一次粤北大战，韶关形势紧张。当时我同抗先总队的领导同志陈恩、李鹤超沿铁路徒步南下。他们分赴粤中区和粤西肇庆，我准备穿过佛冈县，返回汤塘。因在英德望埠途遇国民党军败退，前路不通，只好转回韶关。这时，潖江抗先支队在党的领导下，发展抗日进步力量，争取了部分民众武装，痛击日寇的进犯。当日寇从“翁(源)、从(化)、新(丰)”公路线向粤北推进时，受到国民党抗日军队在从化吕田、牛背脊等地的拦腰截击。日寇败退潖江地区时，陈赞同志带领汤塘、上四九等民众武装在汤塘、上四九等地区的古竹径、狮迳、丫髻山脚等地进行追歼截击，配合抗日军队打了胜仗。这一仗，是广东抗战的“粤北大捷”。

　　由于潖江抗先支队活动发展很快，影响很大，引起国民党的惧怕。国民党制造第一次反共高潮，驻汤塘的国民党军一八七师的反动军官于1940年初公开压制抗先支队的活动，封闭文化书店。国民党清远县县长谢静山下令取缔潖江抗先支队，列出黑名单，追查中共党员。党组织针对当时的情况，贯彻“长期积蓄力量、精干隐蔽、等待时机”的方针。为保存力量，将公开活动的外来干部分别撤退，陈赞同志带领冯光、冯开平(他们后来都是珠江纵队的武装干部)到珠江打游击。我后来也转到了粤北，进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读书，从事学生运动。1940年“五四”青年节，我们在国民党一八七师政工队(该队有我党地下党领导人)的协助下，在汤塘举行了一次庆祝青年节大会，发表告全潖江青年书，号召潖江青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对国民党反动倒退行为的一次重要抗议活动。

　　抗战初期潖江地方党领导的潖江抗日青年运动，为党的工作开辟了道路，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种子，为抗战后期广东武装斗争高潮、解放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准备力量打下基础。当时的潖江抗先支队的领导和成员，后来多数参加了潖江人民游击队并担任领导职务，成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参加过抗先队的陈赞、冯光等同志，他们为党、为民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本文作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潖江支队副支队长、中共汤塘支部书记、中共潖江县委委员、潖江民众抗日义勇大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