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夏间的一天清晨，我奉命去水头鸭仔坝村找地下党组织和武工队，研究如何对水头联防队队长黄如九做策反工作。

　　进村后不久，放哨的人回来报告：“国民党军约有一个班的兵力，向鸭仔坝方向而来……”对于这个突发性的情况，应如何应付，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派出武工队把它消灭？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事！但在未掌握敌人意向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这样做，以免给部队和群众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当群众看到国民党军进村的时候，神情便显得紧张起来，为保证我这个外来的游击队干部脱险，有的说：“快把大戴藏起来！”有的说：“快把大戴送出去……”一时议论纷纷。有为我担惊的、有义愤的、有准备做出与敌搏命的准备的……群众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为了保存地下党和武工队的实力，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我决定冒险化装离开鸭仔坝村。我的这个决定，立即得到群众的支持，女同胞们立即拿来梳头用的发髻和村妇的衣服，帮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媳妇回娘家的模样，由特派员的爱人担着东西走在我的前头作掩护。当我离开村庄走到学校的操场边时，发现10多个敌军迎面而来，离我不到100米的距离。

　　情况严重，万一伪装被敌人识破怎么办？刚好学校传来下课的钟声，学生一窝蜂似地从课室冲向操场，学生群遮掩着我没有被敌人发现。

　　我急中生智，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从操场边向学校飞奔而入，直奔校内神台底(该校是一座氏族宗祠，后座设有氏族牌位神台)躲起来。不但敌人没有察觉，就连众多师生也没有觉察，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但真的没有人察觉吗？我这个举动已被校长廖占元发现了(廖是我党的朋友)。

　　等我隐蔽起来后不到3分钟，敌人果然进校盘查来了，敌人问谁是校长，并命校长前来会见。

　　校长刚迎上前去应付时，上课的钟声又响了，学生逐渐进入课室后，敌人开始对校长进行盘问：“有游击队进入这里吗？”廖校长镇定地回答：“没有，我这里是文化教育圣地，都是些教室，没有可藏之处，哪有什么游击队呢？”

　　校长还沏茶端椅，装出一副热情待客的模样。由于廖校长的巧妙周旋，敌人没有开展搜查，只在学校内东看看、西瞧瞧，将四周巡视一遍，便离开学校了。

　　当敌人到处巡视时，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万一被敌人发现就拼个你死我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被发现，便无法辩解了。当我听到廖校长送走“瘟神”时，我才深深地吐出那口憋了许久的闷气。我感谢廖校长为党、为人民、为学校、为掩护我而勇敢地做了一件大好事。

　　光阴流逝，已时隔几十年了，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关怀爱护，没有学校学生的掩护，没有廖校长这样忠实朋友的庇护，就没有今天的我了。这是我一次终生难忘的脱险经历。

　　（本文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潖江县委委员、中共四九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北一支独立第五大队教导员等职，在佛冈解放初期曾任中共佛冈县委委员、佛冈县人民法院院长、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