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

　　宋依智高率部进抵广州，返回广西途经连山时，有壮民留下，连山从此有壮族人定居繁衍。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广西(桂北)部分陆姓壮民以流徙、屯兵、避乱等形式，迁至连山永安、福堂定居落籍。明洪武年间，从广西桂北山区的南丹、庆远、融江、柳州、都安一带的水上壮民，到连山安家落户的最多。明洪武年间和清朝初期，有壮民迁入连南。连山壮民部分韦姓来自广西南丹、庆远、都安一带;覃姓从广西贺县迁来;莫姓从广东封开迁来;贤姓从广西崇化迁来;梁姓从广西藤县迁来;文姓从广东怀集迁来;谢、黄姓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迁来。

分布

　　清远建市初期，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共有壮族人口4.61万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共有4.96万人;2003年统计，共有7.4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壮族人口主要分布连山，其中太保、吉田、上帅、小三江、福堂等乡镇有众多世居壮民。


家庭与生活
家庭

　　壮族家庭成员的分工，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在家庭管理和分工方面，丈夫外出赚钱，负责日常生活、子女读书、冬年节旦、人情客礼等金钱的支付;妻子一般负责家务，包括庭院管理、带小孩、照顾老人、煮饭洗衣等。在农业生产上，分工比较明确，犁田、耙田、送粪由男人干，播种、拔秧、插田、种菜、种杂粮由女人干。在一些边远的山村，分工没那么明确，也有女人犁耙田，妇女的劳动强度和劳动量往往比男人大。改革开放初期，上述的男女分工仍然明显。随着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和采用，男女分工的界线逐渐模糊起来，例如杂交水稻制种、抛秧技术的应用，化学肥料和除病虫害药物施放、果树水土肥的管理，以及农业机械的使用等等都主要靠男人，男人的劳动总量往往比女人多。

　　生育子女是家庭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子女的家庭往往受社会歧视。改革开放后，没有子女的家庭仍然被歧视，这种歧视往往从交际的话语中表露出来，无生育的夫妇觉得矮人一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多数家庭都能执行有关政策规定。有个别人受到传统思想影响，接连生几个女孩的，非生个男孩不可，导致超计划生育。

　　由于政府的倡导，农村青年初中毕业后，除了弱智和低智商的之外，不念高中的都出去打工。如连山小三江镇棚松寨189人，有40多人外出打工(几乎每户有1人)，剩下的老的老，少的少，出现了不少祖孙两代生活在一起的隔代抚养家庭。老人在家耕田，青年外出赚钱，是当今农村普遍的现象。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壮族的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70%左右，三代同堂的约占22%，单身的约占8%。家庭平均人口4.6人，2人户和3人户日渐增多，而7人户和7人以上的户则呈减少趋势，而几个已婚兄弟的联合大家庭则罕见。

住居

　　壮族以同一姓氏的人聚居在一起，所立村寨称为“班”。班，壮语意为村庄。连山以“班”字贯首的村名，上帅镇有班陵、上班陵、班谢、班翁、班社;小三江镇有班罗、班荣、班桂、班北、班东、班管、班局、班壮、班客;福堂镇有班田、班匙、班瓦等。“班△”不是指姓氏，而是指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和方向、大小等。如“班局”指在角落边的寨，“班桂”指有桂树的寨，“班陵”指村前有深水湾，“班北”指大的寨，等等。另外还有“代”字冠首的村寨，例如代韦、代吴、代蒙、代覃、代陆等。“代”亦是村寨的意思。人们按壮语习惯把“村寨”一“代”置前，把姓氏放在后。

　　村民保留着血缘聚居的习俗。一般以“门楼”来区分血缘亲疏。一个村既有公家门楼，又有私家门楼。公家门楼是全村人共有的，通常建在公共出入的主要通道上。新中国成立前，均安上石门楼，铁制栅门，坚木横栏，有防盗匪流窜的作用。私家门楼则是几兄弟或一家出入的门口。门楼的上方分别用八块瓦叠成圆圈如钱眼的造型，外圈均匀涂上白圈，显得格外醒目。

　　新中国成立前，农村住房多数以杉木皮或茅草盖顶;墙体有的用未经烧制的泥胚砖砌成，有的用木板或木条拼成;有的则是用杉木皮围成，称为“烂壁巴”。即使住砖瓦屋，面积也小。全家人挤在一起，在同一房间内铺上几张床。改革开放后，大部分农户建起泥砖砌墙，上盖为瓦的砖瓦房。这种泥砖的规格大约长45厘米，宽30厘米，高16厘米，称为“大水砖”。墙脚砌上5~7块经烧制的青砖或石条。由于大水砖可自家印制，居家只要花钱买青砖、石条和瓦块，用上几千元钱即可建成新居。不少人家摒弃门楼旧俗，在村外建起两三层甚至四五层的钢筋混凝土楼房，底层面积大约100平方米左右，房屋布局已改变过去一厅两厢房、一天井、一厨房的结构，设计新颖，典雅大方;外墙有的粉刷白色，有的贴瓷砖，有的仍保留砖本色。福堂镇的湾岛村、龙口村，小三江镇的连洲村、华封村，上帅镇的莲塘村、加尤村等，已有40%以上农户建造钢筋混凝土楼房。

　　为改变住在高寒山区村民的居住条件，1996~1997年省政府统一给每户补助1万元，用以购买水泥、红砖等建筑材料(不足部分自筹)，统一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地，统一设计图纸，统一施工，建造新房，称为移民新村。

　　改革开放前，普通农户都有一张或两三张八仙桌，多数两张连在一起，放在厅堂正中。厅堂比较宽敞的则三张连在一起，谓之“长连桌”。如果宴请宾客，每桌一席，可以宴开三席。一般家庭不在自家厅堂设神龛，摆祖先牌位，只有人丁稀少的少数家庭才有。此外，普遍都有四张长条凳和若干供一个人坐的单凳;厅堂左右各有长凳一张，凳板长约3米，厚约8厘米，宽约40厘米，与普通坐凳同高，可坐、可睡、可堆放衣服。常用的木制品有脸盆(洗脸、洗菜用，圆形，直径约30厘米)、脚盆(洗澡及洗衣服用，圆形，直径约60厘米)、水桶、水缸、衣柜、箱笼等，材料普遍用杉木。改革开放后，家庭添置了不少现代家具，如木沙发、木茶几、木椅和塑料盆、桶、缸、筲箕等。

　　新中国成立前，乡村没有电，靠燃点松明(渗透松脂的木质部分)、篱竹照明。50年代末，各地逐步办起小水电，用电逐步普及，村民家庭电器随之逐年增多。改革开放后，最普遍的家庭电器是收音机、电风扇。大部分人家有电视机(有黑白的、彩色的，多数为17英寸);普遍使用电饭锅，一些人家有录音机，既可收音又可放音乐磁带和影碟。有电冰箱、洗衣机和组合音响的人家不多。

　　改革开放前，农户喜欢在厅中间靠后墙处放一张案桌，通常比八仙桌高出约8厘米，长约2米，宽约40厘米，案桌的两边下方有柜(也有不设柜的)，中间设二三个抽屉。案桌一般放置瓷瓶、酒瓶等。改革开放后多数用来摆设收音机、收录机或电唱机和电视机等。改革开放前，农村家庭喜欢在厅内左或右边墙上开个壁柜，用来装书、账簿和文房四宝之类物品。屋内的房间普遍比较小，光线不足，室内除板床外，还有梳妆桌和立柜、衣箱等;房内不设卫生间，多数在墙角放置一木桶用以盛储尿液。此桶一般在装满尿液后才挑出去作肥料用。改革开放后，不少人家新建钢筋混凝土楼房，室内陈设发生变化，开始有下水道或化粪池，室内设卫生间，大小便不需到屋外;厅后墙边的长案桌和厅堂左右墙上的小壁柜则不设，两边的长凳被木沙发(少数人家有皮沙发)所代替;古老的八仙桌多数人家仍然使用，那些长条凳、单凳多数人家换为木椅。传统的木板床仍然沿用，但也有少数青年人用上现代的弹簧床。

　　厨房一般不独立，与厅房连在一起。改革开放前，不少人家的厨房楼板是用厘竹铺成的，方便火烟升逸，把需要保持干燥的食品与用具放置其上。炉灶的方向一般为坐北向南或坐东向西的。坐西向东则认为与日出顶火，不吉利;坐南向北则火烟倒灌，不好。人口少的人家在厨房吃饭，有客人时才在客厅吃饭。厨房有壁柜，用来安放碗碟、菜盘和剩饭、剩菜。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楼房，设有烟囱，厘竹楼板已不复存，但灶向仍按传统习惯，厨房的壁柜被碗柜所代替，有的更用上消毒碗柜。

饮食

　　村民的饮食除与汉族相同者外，至今仍保留有若千生食的习惯:一是吃生鸭(鹅)血醋浆。杀鸭(鹅)前，先将生韭菜、生葱、生紫苏和生狗贴耳(即鱼腥草)及鱼柳(香草)等切碎，然后加入适量盐油、酸醋等，置于大口碗内。杀鸭(鹅)时，把鸭(鹅)血直接注入大口碗内，拌匀，片刻即成为紫绿色的鸭(鹅)醋浆，壮族称之为“必劣迷”，用作白斩鸭(鹅)肉的蘸酱。二是吃醋浸猪肉，壮族称“肉生”。做法是先将半肥瘦的猪肉切成薄片或丝条，先用米醋洗去血水，然后用酸醋浸醃，视醋的酸度将猪肉浸醃半小时至一小时后，连同肉和酸醋倒入切碎的生韭菜、生紫苏、白芋荚等生料之中，并拌以炒熟捣碎的花生米和冬菇丝、木耳丝、炒芝麻等佐料，即可成碗地盛吃。三是吃生鲩鱼。将鲩鱼开肚洗干净，并切成片，晾干水，然后拌以生紫苏、生葱等能够去腥味的香料和酸醋食用。此外，还有用石蛤(生活在山中溪涧属蛙类动物)做“肉生”的。四是猪肥膘蘸盐。在猪屠宰后肉尚留余温时，取猪颈肥膘肉蘸盐嚼食。改革开放后，除蘸盐肥膘极少人食用外，其余各款生食仍然盛行，尤其是连山上帅镇仍比较完整地保留此俗。

　　壮族有几种特别的食品，如白糍、黄糍、艾糍等。在冬年时节，壮族喜欢舂白糍。其做法是把蒸熟透的糯米饭放入石臼中舂成糊状，然后拍打成直径8~10厘米、厚约1厘米的圆饼，放入簸箕中晾干，最后放在清水中泡浸，可存放40天左右，是喜庆和春节馈赠的佳品。壮族还喜欢用特别挑选的树枝或草烧灰，再将灰用清水过滤，用过滤所得的浅黄色液体浸糯米磨粉、然后再加馅做成“黄糍”。这种糍嫩滑爽口。清明时节，喜欢采野艾与糯米粉和成艾糍，蒸煮或油炸均可，既有艾的芳香，又有糯米的香味。黄糍、艾糍不但时节吃用，也是壮家独特的商品。

　　新中国成立前，多数人家“七月无米过十四(中元节)，十月无米过冬至”。每日三餐稀粥。从1978年起，连山逐步推广种植杂交水稻，水稻单产每亩达600~800市斤，一年早晚两造(仅少量田插一造)，勤劳人家粮食满仓，于是改三餐稀饭为两粥一饭(即早午食粥、晚上吃饭)，然后再改为一粥两饭，即早餐白粥加红薯、芋头等杂粮，午、晚为干饭，也有少数人家已改为三餐干饭。

　　过去，养猪的饲料主要靠薯藤、野菜，生猪生长速度慢，一年才养一头猪。一头一百几十斤重的猪，屠宰后除请客和馈赠，所剩无几。改革开放后，农家养猪用精饲料，生长快，一年可养二三批，不少农户每批可养三五头甚至十多头，不但满足自己的食肉和食油需要，而且还有生猪上市，增加收入。连山上帅、小三江、福堂等镇过去每墟(每三天一墟)宰3头猪也卖不完，现在每天宰3头猪也卖光。鸡鸭鱼类肉食也在日渐增加，壮族聚居的6个乡镇每天都有熟鸭、烧鸡出售。鸡的饲养有较大发展，一些养鸡专业户一年养三批，每批几十只，大量供应市场。

　　壮族不善种菜，品种和产量不多。种类主要有白菜、通心菜、菜豆、娥眉豆、黄豆及萝卜等。在连山的小三江、上帅等地，有时买蔬菜比买肉难。春夏时节，不少人家上山采竹笋、蕨等野菜，或以红薯叶、南瓜苗为菜。

　　壮族嗜饮绿茶。比较出名的茶是上帅的尖山茶(又称仙茶、笔架山茶)、狐狸扶壁茶，小三江的黄连山茶，福堂的天堂山茶。村民饮的茶自采自制，所制绿茶用瓷瓶或陶罐、铁盒盛存，每天用砂锅在火炉上煮，然后将茶水灌进暖水瓶保温，每日三餐必饮。

衣着

　　壮族的衣冠服饰，因时代而不同。明嘉靖《广东通志·瑶僮传》云:“僮，性质粗悍，露顶跣足，花衣短裙，自耕自食，又谓之‘山人’。”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二》记曰:“僮粗悍类瑶，而服食犹近平民。”《皇清职贡图》和《岭南丛述》也指出:“僮服饰略同齐民，惟以古布缠头”。民国《连山县志》记曰，僮“向居邑西徼诸山洞，风俗情状，初亦无异于瑶，惟女子髻梳蟠龙，贯以大簪，或包白布帕以青纱绣之”。上述种种服饰已完全改变，今与汉族无异。

　　新中国成立前，每人只有一两套自织或购买的土布单衣，衣服破了就补，补了又补，一直补到不能补为止。当时有一句顺口溜:“穷人洗夜衣，洗烂无人知。”冬天，很多人靠柴火取暖。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不好和布匹定量供应，不少人仍穿补丁的衣服。改革开放初期，中年妇女仍穿右襟鸳鸯扣衫，由乡村的裁缝师傅度身定做;女裤已由“牛头裤”(裤头宽约150厘米左右)改为开边纽扣凭扎的西式裤。

　　90年代，除了极少数老年妇女还穿右襟鸳鸯扣衫外，普遍改为对襟骨扣或塑料纽扣衫，颜色由“黑一色”或“青一色”逐步改为五颜六色，衣服多数为从市镇购买的成衣，不少裁缝师傅由此失业。青年女子多着彩衣罗裙，外出务工回家的男女，不少西装革履，或穿牛仔衣裤。在家耕田务农的中老年男人多穿时装西裤。老妇穿花纹、格仔衫的不少。儿童的头饰、鞋袜与当地汉族已无区别。